秉 志 Bing Zhi（Chih Ping）,1886-1965
动物学家，教育家。我国近代生物学的主要奠基人。参与发起组织我国最早的群众性自然科学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刊行我国最早的综合性学术刊物《科学》杂志。从20年代起，长期从事我国生物学的教学、研究和组织工作。是我国第一个生物学系和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的创办人，中国动物学会的创始人。培养出一批不同分支领域的早期动物学家。在脊椎动物形态学、神经生理学、动物区系分类学、古生物学等领域进行了大量开拓性的研究。50年代后，系统全面地研究鲤鱼实验形态学，充实和提高了鱼类生物学的理论基础。毕生为开创和发展我国的生物学事业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秉志，字农山，原名翟秉志，曾用名翟际潜。1886年生于河南开封，1965年卒于北京。满族。秉志的祖父和父亲均以教书为生。他自幼随父读四书五经、文史诗词。父亲对他在思想品德方面要求严格。少时父亲的教导对他一生的为人处世影响很深。1900年丧父。1902年考入河南大学堂(后改称河南高等学堂)，学习英文、经学、数学、历史、地理等，同时仍努力攻读古文。入学前已是秀才，1903年考中举人。1904年由河南省政府选送入京师大学堂。4年后毕业。1909年考取第一届官费留学生，赴美国留学。
在北京读书期间，秉志追求进步潮流，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立下“科学救国”的志向。他博览新书，特别对进化论等著作感兴趣。他认为达尔文的学说打破宗教迷信，有利于富国强民。因此，他决定赴美攻读生物学。
到美国后，他进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在著名昆虫学家J.G.倪达姆(Needham)指导下学习和研究昆虫学。1913年获学士学位，191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是第一位获得美国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1918——1920年，在美国韦斯特解剖学和生物学研究所，跟著名神经学家H.H.唐纳森(Donaldso)从事脊椎动物神经学研究两年半。
当时中国在北洋政府统治下，腐败落后，根本没有专门的科学机构。为了创建祖国的科学事业，1914年秉志在美国与留美同学共同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这是我国最早的群众性自然科学学术团体。1915年10月25日在美国正式成立，秉志被选为5董事之一，并集资刊行我国最早的学术刊物《科学》杂志。
1920年回国后，秉志积极从事生物科学的教学、科研和组织领导工作。1921年他在南京高等师范(次年改为东南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生物系，并根据本国情况，编写了教材。在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1922年他在南京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1927年创办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当时国家贫穷，经费不足，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秉志以高度的责任感和艰苦奋斗的精神，领导南北两所，为开创和发展我国生物科学的研究，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920至1937年，秉志历任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厦门大学、中央大学生物系主任、教授，同时担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和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兼研究员。这期间，他往返于宁、京、沪等地，一肩双挑教学与科研两副担子。他为我国生物学界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不少人成为有重要贡献的科学家。同时，他在脊椎动物形态学、神经生理学、动物区系分类学、古生物学等不同领域中进行了大量开拓性的研究，发表近40篇学术论文，其中相当一部分在学术上有重要创见，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
抗战时期，秉志因夫人患病，困居上海8年。由于当时他在我国学术界颇有名望，敌伪千方百计寻找他，企图拉他出来工作。他改名翟际潜，蓄须“隐居”，坚决不为日伪政府所用。为避敌伪的耳目，他从中国科学社躲到震旦大学，最后躲到友人经营的中药厂里，但仍孜孜不倦地坚持做学问，完成论著多种。同时，他以“骥千”和“伏枥”的笔名于报刊发表义正词严的文章，揭露敌人滔天罪行，激励人民抗战情绪。在敌人恐怖统治下，秉志敢于以笔作刀枪，英勇斗争，不愧为中华民族的硬骨头。
抗战胜利后，秉志在南京中央大学和上海复旦大学任教，同时在上海中国科学社做研究工作(南京的生物研究所已被日寇烧毁)。他曾任中央研究院评议员，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秉志继任复旦大学教授至1952年。筹建中国科学院时，周恩来总理曾多次找秉志谈话，希望他出任副院长。秉志再三谦让，周总理终于接受了他的诚意。中国科学院成立后，他先后在水生生物研究所和动物研究所任室主任和研究员，1955年被骋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秉志在水生生物所和动物所主要进行鱼类的形态学和生理学的研究。在最后10年中，秉志集中精力对鲤鱼形态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写出专著两本，充实和加深了鱼类生物学的理论基础。
秉志长期坚持业余研究进化理论，40多年中颇有心得与创见，发表专著多种。他一贯重视普及科学知识，从1915年开始共写科普文章40余篇，多见于《科学》和《科学画报》，还有单独成册者。秉志具有高度的政治热忱，他善诗文，经常以诗文表达自己对国内外大事的关注、见解与感受，留下诗作近200首(内部刊行)，在报刊发表政论性文章10余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未计)。
秉志是中国动物学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1934年成立时，被选为会长，后任理事长。他曾是中国科联常委、中国科协委员、多种全国性学会的理事和委员。
秉志一生经历了清末封建王朝、军阀混战和国民党统治几个时期，他深知人民江山来之不易，真诚无比地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抗美援朝时，他将自己在抗日战争前节衣缩食在南京购置的四处房地产全部捐献给国家，购买飞机大炮。
1949至1965年，秉志曾任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特邀代表、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河南省人民政府委员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建立中国第一个生物系和生物研究所
1920年，秉志回到祖国，立即满腔热情地为开创我国生物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忘我地工作。1921年，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生物系。当时南京高师只有农业专修科，秉志教普通动物学。他的教学法，别开生面，富有吸引力和启发性，使学生对动物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以至后来由学农转学动物学的有半数之多。他当年的学生著名鱼类学家伍献文回忆说:“这不仅是教授法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秉老具有科学家的风度和感化力。”
秉志在南京高师拼命苦干，生物系创立后，发展十分迅速。4年后，师生已达80多人。当时学校无钱购置仪器设备。秉志发动师生动手制作，并节衣缩食、用自己的薪金添置必不可少的实验设备。有两个暑假，秉志还带领学生前往浙江、山东半岛沿海，采集标本，供教学和研究之用。
秉志十分重视科学研究，他经常说：“教自然科学的人，必须亲自动手做自然科学研究工作。”他在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积极进行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筹建工作。1922年8月18日，我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在南京成立，秉志被推任所长。初创的研究所条件十分简陋，由中国科学社(当时已由美国迁至南京)拨出两间旧房作为所址。社里每年拨240元办公费，只够支付一个事务员的薪水，研究人员均由邻近大学的教师兼职。他们与秉志一样不取报酬，利用假期和课余时间义务工作。秉志多次用自己的薪金为研究所添置必需的仪器。他处处以身作则，忘我工作，在他的感召下，大家都勤奋努力。秉志在南京高师生物系和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倡导和培育了勤俭刻苦、努力好学的优良学风。这在当时学术界是有口皆碑，享有盛誉的。
秉志常说:“科学决不辜负苦心钻研的勤学之人。”日积月累，勤奋结硕果，从1922年到1937年，生物研究所取得了出色的成绩。除了主要开展形态学和生理学的研究外，还对我国动植物资源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收集了大批标本，积累了宝贵的资料。写出研究论文达数百篇，主要发表在研究所的专刊上。起初每年出版50期为1卷，后来动植物分开，单动物部分就年出10期为1卷。斐然的成绩，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世界各国学术机构前来交换刊物的达600多处。国内社会团体也纷纷热情予以资助。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该会使用的是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给生物研究所的拨款增加了二三倍，生物研究所才得以添置仪器及图书，并增聘了专职研究人员。
生物研究所的创办和发展，充分显示了秉志的艰苦奋斗精神和卓越的领导才干。此外，特别应该提到的是秉志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为了给中国人争气，他几次拒绝了外国人办的教会大学的重金礼聘。他也不理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里那些以“恩赐者”自居的美国董事们的指手划脚。他以中国人的尊严和自信，为开创和发展我国生物科学的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28年，秉志又创办了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以研究动植物分类为主。该所不像南京生物研究所那样艰辛，开办时就有尚志学会捐助经费，后又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大力资助。图书设备较好，研究人员也较多，因此研究成果比生物研究所更多。
南京高师(抗战前已是中央大学)生物系和南北两所，在秉志的领导下，经过10余年的努力，从无到有，直到具有一定的规模，不仅科研成果丰硕，而且培养出一批生物学的骨干人才，以后成为教育界和科技界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此，秉志被公认是我国近代生物学的开拓者和主要奠基人。
在动物科学研究领域取得多方面成就
作为我国近代动物学的开拓者和主要奠基人，秉志的学识极为广博，在读书时期，他从昆虫学一直学到人体解剖学。从事研究工作又触类旁通，范围更广。他在形态学、生理学、分类学、昆虫学、古生物学等领域均有重要成就。他生前发表学术论文65篇，将其初步分类，计在脊椎动物形态学和生理学方面有28篇，其中神经解剖及神经生理学约占半数，昆虫学及昆虫生理学7篇，腹足类软体动物分类学11篇，动物区系6篇，古生物学11篇，考古学1篇。由此可见，秉志最擅长形态学和生理学，尤其精于神经解剖和神经生理学。在昆虫学、古生物学和腹足类分类学的研究方面也很有声望。
以下是秉志在美国及回国后至抗战前在各研究领域的主要成就:
在昆虫学研究方面，1913—1918年，秉志在美国康乃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从事昆虫学研究，发表论文3篇，开启了我国近代昆虫学研究的先河。他在1915年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加拿大金杆草上虫瘿内的几种昆虫》，是中国人在国外发表的最早的昆虫学论文。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咸水蝇EphydraSubopacaLoew的生物学》作为专著发表于康乃尔大学农业实验站专刊。该论文十分详细全面地研究了幼虫栖息于咸水中的一种蝇类的形态学、生态学，以及生长、变态、越冬等规律，特别观察和分析了各虫态的习性、适应性、体色和形态结构对其生存的重要保护性。该文是水生昆虫学的一项出色的研究成果。这在我国近代科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在神经细胞的生长研究方面，1918—1920年，秉志在美国韦斯特研究所从事脊椎动物神经学研究时，对白鼠及野生黑鼠上颈交感神经节大型神经细胞的生长进行了详细研究，主要包括大型神经细胞的来源、生长方式、生长过程、形态变化等等，特别着重于大型神经细胞生长与年龄(性成熟)和性别的关系，是很有创见的研究。
在解剖学研究方面，秉志具有精湛的解剖技术，20年代对江豚、虎等脊椎动物进行解剖学和组织学研究，其中江豚内脏的解剖、虎大脑和虎骨骼的研究尤为深入细致，成绩卓著。江豚分布于我国沿海及长江，其内部形态尚未有研究，秉志对江豚的大部分内脏器官进行了解剖和详细的描述。他的早期学生与助手、著名原生动物学家王家楫回忆道:“我曾亲眼看到秉志先生进行江豚肾脏的解剖，他只用很简单的解剖工具，就把肾脏内的肾小管和血管条分缕析，暴露无遗，使我一目了然。”秉志在虎的大脑研究中，发现虎大脑额区皮层的运动细胞很大，是最突出的特征，表明与这些细胞有关的肌肉是高度发达的，以满足其强大力量和食肉活动的需要。对虎骨骼的研究着重描述和测量了与其他食肉动物不同的部分，特别是相对颅腔容积的比较。这些前所未有的研究均提供了非常宝贵的重要资料。
在大脑皮层的功能研究方面，秉志对哺乳动物大脑皮层的功能钻研很深。他对豚鼠、家兔、白鼠等哺乳动物的大脑皮层功能所进行的一系列实验，重点研究了大脑皮层运动区的定位，以及大脑皮层损伤后的影响，提出了在大脑皮层高度发达和分化的哺乳动物中所存在的普遍规律。此外，他在1937年发表关于哺乳动物大脑皮层功能的综评，系统介绍了哺乳类各目不同动物的大脑皮层动物中心和感觉中心的发展与系统发生的关系，指出了对各种哺乳动物大脑皮层功能的比较研究的必要性，当时存在的研究空白，以及要全面了解在整个哺乳纲中大脑皮层功能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所必须采取的手段，还专门讨论了人类大脑皮层的较高的功能中心(如语言、记忆、思想等)。该文内容丰富，是很有启发性和指导意义的重要文献。
在分类区系调查方面，秉志在1923年发表的《浙江沿海动物采集记》中指出，浙江沿海动物采集是对我国沿海动物调查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有4个目的:(1)研究我国海洋动物区系的分类与分布，(2)与欧美各博物馆交换标本，(3)为我国院校提供实验材料，(4)研究海产食品以促进渔业发展。20年代至30年代初期，秉志对我国沿海和长江流域的动物区系进行了大量调查及分类与分布的研究，收集了大批标本(仅浙江沿海采集的标本就包括8门22纲，大小共6000件)，积累了宝贵的资料，出色地完成了他本人所提出的4项任务，为开发我国沿海和长江流域的动物资源奠定了重要基础。
秉志在静生生物调查所工作时所进行的软体动物分类学研究，重点是腹足类。腹足类软体动物在腹部有扁平肉质的足，背部有螺旋形的壳，如蜗牛、田螺等，贝壳是其重要特征，秉志主要研究螺类。他在我国沿海、华北、东北、西北、新疆和香港等地区广泛采集了大量软体动物标本，鉴定了许多新种。例如，1932年发表的《新疆腹足类软体动物》，记述了代表3科4属陆生腹足类的10种，其中半数为新种。
在化石的研究方面，秉志对昆虫、软体动物、鱼类、龟类的化石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鉴定了许多新科、新属和新种。他所研究的化石采自山东、热河、河南、内蒙、周口店、山西、抚顺、浙江、新疆等地，包括上新世、渐新世、始新世、白垩纪等时期的标本。他对我国白垩纪昆虫化石的研究，成绩尤为显著，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地位。《中国白垩纪之昆虫化石》一文发表于1928年，报道了属于蠊目、膜翅目、鞘翅目、襀翅目、双翅目、蜉蝣目、广翅目、脉翅目，半翅目的12个新属，13个新种。在那时以前，我国境内的昆虫化石，发现极少，仅个别外国学者进行过零星记述。秉志对我国白垩纪昆虫分类与分布的研究，证明我国具有极为丰富的中生代昆虫区系，并分析了与亚洲其他个别地区昆虫化石之间的关系，大大地充实了比较空白的中生代昆虫的研究，在学术上是重大的贡献。
我国土地辽阔，生物资源极为丰富。在六七十年前，由于条件所限，当时我国生物学家对自己的“家底”还很不清楚。然而，外国学者垂涎三尺，不远万里到中国进行调查。秉志当时对此情况非常重视。在他的领导下，南北两所都进行了大量资源调查工作。他本人也在动物和古动物的调查和分类方面付出了艰巨的劳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有一批日本动物学者突然要到我国四川等地调查动物资源。秉志立即组织力量赶在日本人前面深入四川调查采集。在经费有限、人员不足的情况下，大家发奋努力，又得到当地爱国人士的协助，很快完成任务，满载而归，随即整理发表了论文。而日本人到了四川，人地生疏，困难重重，甚至有的死在四川。此事使日本人对秉志和生物研究所怀恨在心。1937年南京沦陷后，侵略者蓄意报复，把生物研究所的图书、标本、仪器设备抢掠一空，并把房屋烧为灰烬。
秉志在20年代一30年代所做的大量研究工作，在各学科的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的篇章，还为以后的研究工作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鲤鱼实验形态学研究独具特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秉志已年逾花甲，党和国家对科学事业的关怀和重视，使他欢欣鼓舞，工作更加积极。他开始对鲤鱼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鲤鱼是我国淡水普通鱼类之一，有很大的经济价值，与人民生活和渔业生产有密切关系。同时鲤鱼作为一种模式的硬骨鱼，是科研和教学的重要材料，在鱼类生物学的基础研究和脊椎动物发生和进化等研究中均有重要意义。然而过去在国内外均无较全面研究的著述。在50年代中期，秉志制订了长期的研究计划，要对鲤鱼的形态学、胚胎学、生理生化、实验生物学等一一进行研究。可惜在他有生之年仅完成了形态学的研究，出版了《鲤鱼解剖》专著，完成了《鲤鱼组织》专著的手稿。此外，还发表了近10篇学术论文。这些论著充实和提高了鱼类生物学的理论基础，是科研和教学的重要参考文献。
秉志在鲤鱼研究中比较重点的几个方面是骨骼肌、神经系统、水静机制和平衡系统。
鲤鱼的骨骼肌，过去尚无全面详确的研究，特别是没有将形态与功能联系起来的研究。秉志对鲤鱼骨骼肌的研究力求详尽与精确，对每一肌肉都经过多次解剖观察，分析其构造及其与骨骼的关系，并由此推及其功能。鲤鱼的骨骼肌共有344条，除4条是单独的肌肉外，其余340条成为170对，在鱼体左右两侧对称排列。秉志按其生理功能，将所有的骨骼肌分为3大类，论证了鲤鱼骨骼肌发达的程度，是适应其生活习性和生理需要的结果。
秉志对鱼脑的结构、功能与进化钻研很深，曾发表关于鱼脑的综评，从鱼类的进化地位讨论鱼脑的结构，比较各类鱼脑结构的差别，分析鱼脑的特点与鱼类在自然界生存竞争的关系。对鲤鱼神经系统的研究，除以脑部为重点外，还包括脑神经、脊髓、脊神经、交感神经系统、各种感觉器官，秉志均在宏观和微观上进行了研究，并结合生理和进化讨论了鲤鱼神经系统的特征。
若干种硬骨鱼的气鳔、韦氏器官及内耳构成一种机制，对鱼体在水中的活动及生理需要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称为水静机制。鲤鱼的水静机制特别发达，功能也较完备，但尚无详细报告。秉志对鲤鱼的水静机制进行了充分研究，不仅从解剖学、组织学详细精确地研究其各部分的形态结构，而且通过实验，观察各部分之间的动态关系，阐明其生理功能和对环境适应的重要性。
鱼类在水中生活，其平衡能力极为显著。鲤鱼的平衡系统，特别是其神经连索的细节和特点，尚未有专门报道。鲤鱼的前后侧线神经、前庭神经、延脑中的静止区、集合区及莫氏神经元、小脑及小脑瓣构成一个总的平衡系统，其中小脑本体与小脑瓣是最高平衡中心。秉志对鲤鱼的平衡系统各部分的形态结构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并结合鲤鱼的生活习性，通过各项实验证明平衡系统各部分的功能，它们如何彼此联系，合作协调，以及平衡中心如何调节鱼体的平衡。
秉志晚年的重大研究成果是完成《鲤鱼解剖》和《鲤鱼组织》两本专著。《鲤鱼解剖》一书对鲤鱼的外部形态及内部各系统各器官的结构，进行了系统和精确的描述，全部是直接观察的结果。对每一构造进行观察，都是解剖了很多标本，反复审核后定稿的。全书以骨骼系统和神经系统两章最为详尽。最后一章专门讨论了鲤鱼形体演化的问题，使读者不仅可熟悉鲤鱼身体内外各部的构造，并可理解鲤鱼在自然环境中所居的地位，其形体各部分如何演化到今日的构造，以及将来发展的趋势。“解剖学不能只讲形体构造，应将事实与理论结合，进一步解释进化程序中的现象。”这是秉志一贯的指导思想，这在他的论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鲤鱼组织》是秉志的遗著，1983年出版。他生前已完成全部手稿及大部分插图和注释。他逝世后由研究室全体人员进行整理，增加了不少照片与图解，特别是补充了一些扫描电镜的图片和注释。全稿整理工作于1966年初完成后，经过秉志的早期学生伍献文、卢于道、崔之兰三位教授审核。由于“文化大革命”，该书未能及时出版。十几年中，由于研究、教学和生产的需要，有关科研单位、学校和生产部门等常派人到动物研究所手抄原稿。全书包括基本组织和器官组织两大部分，其中中枢神经系统最为全面详细，其内容约占全书的1/3。书中内容与图片均为直接观察所得，每一微细结构均经过反复审核。
秉志在进行鲤鱼研究时，将自己的工作称为“实验形态学”。他把形态结构与生理功能通过各种实验有机地联系起来，并从进化观点阐明生存竞争、适应环境等问题。这不仅增加了研究的深度和工作的特色，也促进了传统学科的前进和发展。
秉志治学态度十分严谨，一丝不苟，对待工作严肃认真，极端负责。直到晚年，在实验过程中仍亲自动手，尤其是关键性问题，更是反复试验。别人做的，也要亲自检查，要求极严，任何小问题都不轻易放过。对每项研究，总是做得完整全面，内容充实，才肯整理发表。他几十年如一日勤奋努力，埋头苦干。他曾说:“我一天不到实验室做研究工作，就好像缺了什么似的。”他一直工作到逝世的前一天。
培育出一大批我国生物学英才
秉志在几十年里为我国生物学界培育了大批人才，其中成长为专家的数十人，直接或间接受过训练的学生逾千，真是桃李满天下。我国动物学界许多著名的老专家，都是秉志的学生。由于秉志学识渊博，研究范围广泛，所以培养出许多专业不同的学生。以他们从事研究的对象来分，有脊椎动物中的兽类、鸟类、爬行类、两栖类、鱼类，无脊椎动物中的昆虫、甲壳动物、环形动物、线虫、扁虫、原生动物等等。以学科而论，有分类学、形态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生态学等等。
秉志对学生要求很严。特别是对年长的、造诣较深的早期学生，更是严格要求。他常对他们说:“我这么大年纪还在做呢，你们更要努力啊!”他的许多早期学生，直到古稀之年，仍然难以忘怀当初自己是如何在老师的热情鼓励和具体指导下，迈进科学之门，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如何在老师以身作则和严格要求下，立志艰苦奋斗，攀登科学高峰的。由于秉志的言传身教，他的许多学生都秉承了勤奋刻苦，持之以恒的学风，成长为动物学界老一辈的著名专家，成为我国教育界和科技界的一支重要骨干力量。
秉志晚年主持的实验形态研究室里大多数是青年人。秉志总是满腔热情不遗余力地培养他们。他经常教导青年对待工作必须具备“五心”:决心、信心、恒心、耐心、细心。必须要有不怕困难、不怕麻烦、不怕失败的“三不怕”精神。这些教导一直铭记在他的学生们的心中。除了专业之外，秉志还十分关心青年的思想进步。他常用今昔对比的方法教育青年珍惜今天，努力工作。他既严肃认真，又和蔼可亲，他谆谆善诱，诲人不倦，为培养科学事业的接班人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秉志长期随身带着一张卡片，右侧写着“工作六律”:“身体强健、心境干净、实验谨慎、观察深入、参考广博、手术精练。”下首为“努力努力、勿懈勿懈。”左侧写着“日省六则”:“心术忠厚、度量宽宏、思想纯正、眼光远大、性情平和、品格清高。”下首为“切记切记、勿违勿违。”这些座右铭正是他一生治学和为人的真实写照。
秉志是我国老一辈科学家的优秀代表，他把自己的一生全部奉献给了祖国的科学事业。他的业绩将永远留存在我国科技史上。
(作者:翟启慧)
简 历 :
1886年4月9日 出生于河南省开封市。
1908年 京师大学堂毕业。
1909—1913年 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学习，获学士学位。
1913—1918年 美国康乃尔大学生物系学习，获哲学博士学位。
1918—1920年 在美国韦斯特解剖学与生物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1920—1937年 任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厦门大学、中央大学生物系教授。
1922—1937年 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1928—1937年 任静生生物调查所研究员，所长。
1937—1945年 困居上海。
1946—1949年 任中央大学生物系教授。
1946—1952年 任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
1950—1955年 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1955—1965年 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1965年2月21日 在北京逝世。
(本文转载自 光明网首页 - 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作者:翟启慧)
